妈妈,我们是世上最亲近的人

文/三秋树

亲情,成为最远的水

接到妈妈病重的电话时,我正在纽约和3岁的儿子打电游。电话是家里的阿姨打来的,她说妈妈本不让她给我打电话,但她还是觉得,妈妈心里是希望我能回去看她的。

少小离家。我是在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的。同为大学老师的父母毫不犹豫地为我选择了这条路,这条他们认为对于我来说最合适、最光明的路。现在,我成了一名牙医,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。但这一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,我几乎没有了再跟父母团聚的日子。

坐在归程的飞机上,荣归故里的我突然间很伤感。我看到机窗里反射的,是自己早生的华发。18岁离开家,一晃20年过去了,我已不再年轻,而妈妈则更加衰老。15个小时的空中航行,我一刻都没有闭眼,20年的岁月在脑海里翻腾,我从来没有如此地想念与害怕,想念去世时我没有在身边的父亲,害怕母亲这一次也不给我机会。

突然间觉得,这些年,算得上功成名就的我,之于父母,不就是一个符号吗?我毕业、工作、结婚乃至生子,他们都没能亲眼所见。一切都在电话里,以过去时的形态,向他们告知。好消息,放大了说给他们听;坏消息,等到自己不痛了才肯让他们知道。

关山重重,亲情成为最远的水。难道这就是父母送我出国的意义?

情虽亲,心却已经很难接近

下了飞机,直接打车去医院,彼时已是深夜。当我看到病床上苍老的妈妈时,我几度认为自己走错了病房。可是,床头卡的名字,还有那张依稀可辨的熟悉的面容明确地告诉我——这就是我的母亲。

母亲也会老吗?在我记忆里,她好像永远言语幽默,永远喜欢漂亮的衣衫,永远愿意搂着我的肩膀与我比个儿。离去多年,我不能看着她慢慢变老,只能在这样的时刻,让一夕忽老的她出现在我的面前,让我眼睁睁地目睹何为岁月的残酷!

母亲是因脑出血入院的,她一直很害怕手术,直到我回来的第二天,她才同意手术。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。回头看她,她的脸上充满了坦然与信任,仿佛她的儿子回来了,一切就安全了一样。等在手术室外的时间并不好过,同意书上那些可能发生的危险反复地在我脑海里出现,不管我怎样屏蔽,都挥之不去。

谢天谢地,手术很成功,医生表扬妈妈:“她的意志力很强。”阿姨说:“那是因为她儿子回来了!咱们千军万马也抵不过她儿子一句话。”

母亲是在术后的3个小时左右醒来的。看到我,她笑了。但很快,她用目光在寻找阿姨,并露出难为情的神色。阿姨说:“贺贺,你出去一下,你妈妈要小便了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,我发现,不管我与妈妈在情感上怎样互为彼此的至亲与唯一,却总有一种陌生与疏离是那样的明显。我们的话题在简单的吃喝、要不要翻身以及国内外的生活习惯等非常表面的内容之外,再没有更多的、更私密、更亲近的话要说。

20年不在一起的生活,情虽亲,心却已经很难接近。

我想照顾她大小便,她会说难为情;我喂她吃饭,她会觉得难以下咽;我扶她下地走走,但我的姿势明显不如阿姨做得让她感到舒适……看着她与阿姨有说有笑的样子,我的心底升腾着一种悲凉——我和她,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亲近的人啊。

怎么办?还有机会重新认识吗?

我做的第一件事,是跟阿姨学做妈妈喜欢吃的饭菜。

果然,吃着我做的饭,母亲很有满足感。我还给她买漂亮的衣服,她看到后很开心,坚决要求马上套在病号服里面。她说:“这样,我才能不真正把自己当病号。”我还会拿着我从小到大与她的合影,让她讲那些过去的,她与我有关的事情。那些过去的留影唤醒了久违的亲情,她变得滔滔不绝,记忆力惊人,我手上脚底的每一个疤痕如何得来,甚至连我高中同学的名字,她都还记得一些。

我们终于可以不必相对枯坐,相对亲而无言了。

那天,我下楼买东西,快到门口时,她说:“贺贺,小心车。早点儿回来。”我头也不回地说:“好。”

可是,走下楼时,我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湿了——停留在母亲记忆里的,还是那个18岁的莽撞少年——走路常常忘记看车,读书时总开小差,和同学出去玩儿总是不按时回家。

事实上,在国外的20年里,我不仅学会了生活上的独立,更形成了人格上的独立。可是,这些,母亲她并不知道。就像我对她的印象,也停留在18岁出国之前一样。

我们想重新认识彼此,可是,我们还会有多少机会?

幸福时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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